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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纲:当今世界的格局,正在激烈重塑

时间:2020-07-27     【转载】   来自:智纲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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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木结构产业大会_副本1.jpg

本文根据7月11日王志纲在2020·第八届智纲智库大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从2013年以来,智纲智库每年开一场智库大会(原名草根大会),我都会登台讲演,但这一次的感受尤其特别。

大家能从全国各地,穿越疫情的“封锁线”,千里迢迢赶来,相聚于此,的确很感人,从这点来说,大家都是生死之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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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大国与大民》,出自我刚刚付梓的新书《大国大民丨王志纲话说中国人》。

这个题目看起来太过于宏大,好像与芸芸众生并不相关,但其实它关乎每一个中国人。

作为 50 后,我有幸在弱冠之年,赶上了改革开放这场翻覆之变。在人生最黄金的 40 年里,我有幸参与、穿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探索全过程,也是这一部伟大史诗的亲历者、受益者、观察者甚至推动者。

伴随着中国的全球化和民族复兴,我走过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也亲眼见证了中国如何从积贫积弱到一步步崛起为大国的过程。

今年的这场疫情,使国际局势变得十分复杂,中美博弈的烈度进入到无以复加的激烈状态,每个人内心都或多或少地充斥着些许迷茫。

大国既成,大民何在?

今天的我们是否能成为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大民?这些都是我们站在当前的历史关头需要深刻思考的。

1

庚子之变——这个世界怎么了?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个说法——庚子凶年。是真是假且不论,但在就近几个庚子年上,这个说法都颇为灵验。

1840 年鸦片战争,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1960 年大饥荒……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又逢庚子年,我们所面临的内外环境也再次变得“险象环生”。

一方面,中美冲突愈演愈烈,中国成为了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

另一方面,抗击疫情、洪水威胁、经济下行的压力……我们的内部也同样面临着诸多挑战。

这些内外部的凶险,或多或少都跟疫情这个导火索有关。但原先被掩盖的深层矛盾,也开始图穷匕见。

疫情所揭露的深层矛盾,最起码有以下三个层面:

1、全球经济发展停滞

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暴跌近三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中国经济增速预计为1.2%,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少数的正增长。

2、所谓“民主社会”的严重撕裂

西方国家所谓的“民主”、“自由”,成了疫情防控的阻碍,成为撕裂社会的工具。

反智的民众再加上短视的政府,产生许多啼笑皆非的闹剧。

与此同时,中国内部也出现了较大范围的价值观对立。“五毛”和“美分”吵得不可开交,妄自菲薄与妄自尊大之声不绝于耳,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波诡云谲的舆论漩涡。

3、全球化脱钩

四十年韬光养晦,中国从“三来一补”到今天的世界超级工厂,得益于占据了经济全球化的先机。

但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全球化脱钩将成为西方阵营遏制中国崛起的长期趋势和战略手段。

在这样深刻的背景下,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2

当“大哥”不再是“大哥”

作为苏联解体后的世界领导者,美国当了很多年“大哥”。

何谓“大哥”?

不是说谁有钱、谁有文化、谁拳头大谁就是大哥。大哥就是“出钱出力又出人”,是一诺千金,是一呼百应,是兄弟们推举出来的。

尽管曾经的美国也打越南、袭中东,在世界各地充当“世界警察”,用军事入侵、经济制裁、文化渗透等手段操控地缘政治格局,但终究还有大哥风范,要主持公道,承担责任,要维护一众“小弟”的利益。

于是我们看到,联合国设在了美国领土,世界银行、世卫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际机构,当年都由美国牵头成立。马歇尔计划,美国援助欧洲,韩战、越战扶植韩国、日本。

美国人既出钱、又出力、还出人,尽管是出于自身的战略目的,但也在客观上照顾了一众小弟,维系了世界的稳定,大哥地位可谓是名副其实。

那时的美国国力正盛,对于中国展现出十分开放与包容的姿态。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讲到这样一个小故事,令我十分印象深刻。

在一次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时,邓小平突然提了一个问题,中国能不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而且希望立马能够得到回答。

代表团当即电话打到华盛顿白宫府邸,美国时值半夜,卡特正在睡觉,朦胧间以为出了什么大的事情,接起电话来,只听对方说:

“我正在跟邓先生一起讨论,他提出一个问题,中国能否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想请总统定夺”。

卡特总统的回答很简单:“是吗?当然可以,多多益善”。这三句话直接反映了美国的心态——自信、宽松、幽默。

在卡特眼里,百废待兴的中国丝毫不具备任何威胁,你愿意把人才输送给我,有多少要多少,你肯定颠覆不了我的政权,影响不了美国的发展。

相反这批接受了西方思想熏陶的精英们,可能还能改变你政权的颜色,这就是当时美国人的思维。

彼时的美国,开放、包容、大度,背后则是强大的综合实力做支撑。彼时的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彼时的美国人坚信,星条旗永不垂落。

我青年时读《光荣与梦想》,也曾被美国的崛起史深深震撼。以至于我们那一代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将美国视作人类文明的灯塔。在长达四十年里,美国都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移民的首选。

然而回过头来看今天的美国,我们竟感到如此陌生。

今天的美国,不仅不再是带头“出钱、出力、出人”的大哥,反而摇身一变,成了盘剥小弟的“恶霸”、不断“退群”的刺头。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

对内迎合国内日渐抬头的民粹主义和保守势力;

对外则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

对其他贸易伙伴进行制裁打压;

在移民政策上层层收紧……

在国际义务上拒不履行,不出钱、不出力、也不出人,完全丧失了大国担当。

疫情之下,美国的诸多问题暴露的更为典型:

本国疫情防控严重失控,却将责任推卸至中国;

用冷战思维处理外交事务,对他国疫情防控毫不负责;

在全球经济因疫情而陷入萧条之时,为求自保开始大肆“放水”;

乱印钞票,而其后果却不可避免的由全世界共同承担。

种种乱象都充分表明:大哥,不再是大哥了。

有一位我很敬重的历史学家叫许倬云,他在最近出版的《许倬云说美国》里说了这么一段话,大意是:

我在美国生活了 60 年,刚到美国时,无比敬畏和向往这个国家;但到今天,我看到的美国就是两句话:瘟疫横行、昏君当道。

他说美国今日之乱象,在于个人主义的偏颇。美国的起源原本是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被迫寻找自由之地,那时的个人主义有信仰约束,不至于出大乱子;而今天的人们信仰淡薄,个人主义沦为自私。

当财富成为统治势力的工具,民主政治就失去焦点。当前美国政客们的所作所为,正是哗众取宠的表现。

原本人数众多的弱势阶层,因其心怀不平而易受政客煽动,出现柏拉图所谓的‘僭主体制’。

许老先生说的这个“昏君”,正是特朗普。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奇葩”的民选总统,特朗普既没有美利坚先贤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气魄,也没有传统美国政客的鲜明政治倾向。

他更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看起来很聪明,绝不吃亏,锱铢必较,殊不知商人和政治家完全是两种思维。

特朗普的种种政策,看似得到了一点小利的同时,却毁掉了美国苦心经营两百年的“大哥”形象。

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成为梦幻泡影。

再加上这位老兄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发“推特”,从早到晚喋喋不休,最多一天发上百条推特,内容有表达自身施政观点,也有与网友和其他政客的网络骂战。

“推特治国”的背后,其实反映的是特朗普团队的决策混乱和治理失能。

政治家应该具备的是远见卓识,考虑战略层面的施政方针,绝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无所顾忌的肆意发表言论。

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鼓励大众用注射消毒水来消灭新冠病毒的总统,究竟还有哪些控制疫情的绝招。

但话又说回来,特朗普作为民选总统上台,代表了一股汹涌的潮流。他上台之后的几大举措:减税、筑墙、“退群”,都充分反映了美国社会当前大多数的民意。

无论是对华为的极力绞杀,还是疫情之下对中国的拼命“甩锅”,抑或是国内因疫情和种族运动而愈演愈烈的排华情绪,都在清晰地指向一个事实:

当下的美国,朝野上下,自庙堂至江湖,都充斥着“中国威胁论”的身影。打压遏制中国,已成为保守势力主导下的美国社会的共识。

美国这个“大哥”,向来有打压“老二”的传统。从一战前后的英国、二战时德国、战后的欧盟,九十年代的日本,再到解体的苏联,都曾遭受过美国极力的战略遏制。

在强大实力背书和天时地利人和的促进下,美国的战略遏制往往都会取得成功。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毫无疑问,那个中美矛盾不显山不露水,中国继续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很多人都以为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中国过于高调、不再韬光养晦了,但真相其实很残酷:

在打压中国的问题上,几乎是美国的全民共识,特朗普不靠谱,换一个总统也会同样不靠谱。

如果认为美国是因为中国高调才修理中国,那真是低估了美国人的智商与决心。

这背后的根源其实很简单。不仅是中国实力出现了质的变化,美国社会内部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

以往美国的繁荣建立在它强大的综合实力之上。除了全球各地庞大的军力部署,美国还建立了以美元为世界货币的金融霸权。

全球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全世界的避险资本都往美国跑。

得益于这种强大的软实力,美国人可以高枕无忧地过上寅吃卯粮、债台高筑的生活。因为钱花完了,印钞机一开动,就会有全世界的人民来替美国人买单。

但现如今,这种金融霸权正遭受着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的挑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或将有无法维系的风险。

当“美国梦”即将梦醒,特朗普们陷入无限恐慌已成必然。

在这种恐慌之下,一通王八拳乱打尚能承受,或许还有许多想象不到的发难,正等待着我们去拆招破局。

而面对这样冷酷的现实,韬光养晦、绥靖政策都无济于事,我们唯一能做也最应该做的只能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3

重新认识中国

山雨欲来风满楼。当形势空前复杂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

面对这个问题,总有许多种答案。有人倡导继续韬光养晦,有人鼓吹正面硬抗。这些说法或许都具备一定合理性,但都脱离了问题的本质。

面对越大的外部挑战,越应该向内寻求问题的答案,重新认识中国,回归本质,把握规律。

重新认识中国的第一点,就是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的伟大奇迹,离不开对效率与公平的再认识。

仅仅四十年的时间,中国从一个濒临破产,被开除球籍的破落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威胁到自诩为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国。

我们昨天究竟做对了什么?我们未来该做什么?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命运,更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我认为,中国奇迹的密钥在于高效率,正如小平所说:发展就是硬道理。

只要有助于提高效率的举措,都敢闯敢试,甚至不惜做出妥协与让步,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凡是不利的因素,全部都要摒弃掉。

邓公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将追求终点公平转换为追求起点公平。

极左时期对终点公平的过分追求,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反而使人们陷入饥寒交迫、饿殍遍野的困境。

当社会滑向绝对公平的极端,也就背离了人性和常识,必然会走向出发点的对立面。

而当社会走向追求起点公平,人们的积极性才得以被极大的激发出来,才成就了改天换地的伟业。

正是有了起点公平,成千上万的农民才得以挣脱土地的束缚,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在发达地区打拼,努力改变命运;

成千上万的青年才俊,才因此有了参加高考的自由,和更多接受教育的权利,才能走向未来,彻底拥抱一个伟大的知识经济时代。

注重效率,绝不代表否认公平的意义与价值。相反,古往今来,人类对于理想社会的定义,都以实现公平为终极目标。但这种公平,恰恰是起点公平的体现。

我们要看到的是,今天五纵七横、全国布局的交通网络;中央财政巨额的转移支付;覆盖老少边穷地区的扶贫战略,都是拜强大的国力之所赐。

强大的国力,正是来自对于高效率的追求。

把蛋糕做大以后,才能谈到如何分配,才有了扶弱济贫的资本。没有效率的一片赤贫,公平从何谈起?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国力日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但我们的社会也一直没有忽视对公平的追求和把握,近些年,开始更加注重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

这些年我走过很多省市地区,有迈入发达地区行列的东南沿海,也有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

但是我每到一个地方,与当地的官员交谈,都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在中央财政政策的引导下,东部省份每年有成百上千亿的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给中西部省份,但他们对此却毫无怨言。

在他们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就像兄长帮扶弟弟一样自然。

近几年全国上下扶贫工作如火如荼,许多东部省份对口支援西部时出钱、出力、又出人,这在西方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也是西方人所根本无法理解的。

这种民族性的公平意识,或许可以从中华文明的传统中找到线索:

乡土中国里豪绅大户的乐善好施;

儒家礼制里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必备的口号就是“均贫富”……

这背后或许是长期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下产生的集体主义意识的影响,公平成为了中国人关于理想社会最朴素的思考。

换句话说,中华文化自带追求公平的基因。

一个具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传统的民族,一定会在一个追求高效率的环境中,形成自发的良性驱动。

我坚信,公平和效率最终会走到一起,但一定不会是同时走到终点。

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天生具备对公平的向往,但这一定是建立在效率达到一定程度,蛋糕做大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之上。

如果我们逆潮流而动,去追求表面上的公平,甚至以牺牲效率为代价,为了公平而公平,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结局。

4

“要我做”和“我要做”

认识中国的第二点,就是要解决“要我做”和“我要做”的问题。

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国家治理,都离不开对人性驱动力的释放。

资本主义短短几百年内大发展,原因之一,正是解放了人性。

改革开放,也是一部人性力量的见证史。邓小平同志说:“发展就是硬道理”,“不争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陈云同志说:“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这些都是解放思想的利器。把支配中国社会几十年的治理逻辑从“要我做”扭转到“我要做”上来。天下苍生命运由此改写。

大破大立的年代,英雄辈出的舞台,激发起了中国人压抑了许久的精气神。

被约束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突然遇到了某种程度的放纵。“我要做”给了众生一条改变命运的“活路”,这颗种子最后却成长为累累硕果:人民群众将它变成了无数种“活法”。

从此,沧海横流,龙蛇出没,传奇与落魄同存,英雄与氓流共舞。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大开大阖、大忠大奸,命运的强烈反弹与转折,都在这一时期的这片土地上演。

多年以来,因为职业的特性,我接触了林林总总、成千上万个企业家——尤其是广东地区发家的老板。

其中不乏许多草根出身的巨富。他们早年有的是洗脚上田的农民,有的是裁缝、修鞋匠出身的小手工业者,有的是靠摆地摊发家的商贩。

尽管来路各异、生意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背景:普遍家境贫寒、兄弟姐妹众多、文化水平不高

苦难的生活、强大的压力、卑贱的地位,不仅没有磨灭斗志,反而让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

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未来之路通往何处,也对自身命运去向无所适从。但他们唯一知道的是:无论用怎样的手段,必须在那混乱而野蛮的年代里,从失败者的尸骸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背后的本质,就是释放了人性,就是“我要做”的力量。

华为与任正非,就是把握人性的典型案例。

创办华为之前的任正非,是一个在体制内一事无成的中年男人。被公司除名下岗、清退走人,一脚踹到了体制外,彼时的任正非,妻离子散、身拖病恙,只剩一对儿女跟六个从家乡投奔他的兄弟姐妹。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之下,他创办了华为。

为了生存,任正非在华为起步时,甚至倒腾减肥药、卖过墓碑。

华为成功的秘诀,众说纷纭,但我认为,对人性的激发和控制,构成了一部华为的发展史。

一位华为的高管曾对我说,华为是“同路人”文化,自然淘汰挑选,人走了不心疼,留下来的多是家境不太好的年轻人。华为内部称之为“一贫如洗,胸怀大志”。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提供的历史机遇,任正非与他的华为帝国,以及成千上万的知识精英、青年才俊,都将会有迥异于今天的人生际遇。

正如深圳的一位老领导所说:“华为不是培育出来的,是自己长出来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有太多像任正非一样的人才涌现。他们从上个社会语境下的“废材”,到支撑起整个中国社会繁荣的“奇才”。

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背后有其必然性——人性的力量。这些都是尊重人性带来的结果,是“我要做”的力量。

如今的特朗普政府举全国之力绞杀华为,都未能遂愿。试想,如果当今中国有成百上千个任正非式的企业家,有成百上千家华为式的世界型企业,又有谁能够打倒我们呢?

5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认识中国的第三点,是要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旋律,小平时代是“发展就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下,一切小道理都要服从这样的大道理。

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大道理。

在这样的大道理前提下,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如何尊重和释放人性,就显得十分重要。

这是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归纳和总结,也是帮助我们认识当下中国,探讨寻找解决之道的基本方法论。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道理,一件事也会有很多种道理,但是在众多道理中,一定有一个是最主要的,是牛鼻子。一旦抓住了它,方向就正确了

因此,无论个人、企业还是国家,一个好的领导人一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关于大道理和小道理,有一个例子很典型,就是台湾问题。西方国家搞不懂为什么中国从上到下,从政府到人民,会在台湾问题上一直保持极其强硬、毫不妥协的态度,这对于拥护“民主自由”的西方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

这其实恰恰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表现。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台湾问题是民族伤疤,是近代以来民族屈辱血泪史的现实写照。

因此台湾问题背后的大道理是民族情感、民族尊严、主权与领土完整,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底线。

在这样的大道理面前,其他的所谓“小民尊严”、“民主自决”都是需要靠边站的小道理,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左右全局的。

对于美国来说,台湾问题只是一张打出后用来制衡和遏制中国的底牌,只作为战略筹码而存在。

但对于中国来说,台湾不是一张牌,而是务必要收回的领土,无论哪一代领导人都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退缩,小道理与大道理,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从这个角度说,台湾问题必将也一定会解决,这是民族复兴路上的大势所趋,也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必然体现。

这些道理对于企业和个人亦是如此。我这些年走南闯北,为无数企业和区域政府做战略咨询,接触见识过大大小小无数领导者。